用科学发展观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的战略转变

    国家林业局政府网5月4日讯 我国是世界上野生动植物种类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仅脊椎动物就约6481种,占世界脊椎动物种类的10%以上。我国有高等植物30000余种,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裸子植物250多种,居世界第一位。此外,我国已记述的昆虫约51000余种。大熊猫、朱鹮、金丝猴、华南虎、扬子鳄和水杉、银杉、香果树等数百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为我国所特有。
    为保护好上述宝贵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各级林业和相关部门做出了巨大努力。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随着我国对生态保护的进一步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更是得到迅猛发展。
    一是在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基础上,颁布实施了《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条例》、《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进一步完善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二是进一步完善了各级保护管理机构,极大提高了野生动植物资源监管能力。
    三是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新建自然保护区850多处,使林业部门建设和管理的自然保护区由900多处发展到1766处,85%重点野生动物物种和65%的植物群落纳入自然保护区保护范围。
    四是加强珍贵濒危物种的拯救繁育,大熊猫人工繁育种群数量从2002年的188只增加到2007年年底的239只,朱鹮野外和人工种群从2002年的378只发展到目前的1000余只,扬子鳄年繁殖突破2000条。全国还建立野生动物拯救繁育基地250处,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繁育或基因保护中心400处,有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上千种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在植物园、树木园等培育基地得到良好保护。
    五是初步建立起资源培育、合理利用的产业框架,各类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达24500多家,野生植物人工培植基地达17000多家,使利用度大的物种主体上可人工繁育解决资源来源,不仅缓解了野外资源保护压力,还解决了大批人口就业,带动了区域性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
    六是共批复实施了栖息地保护、濒危物种拯救繁育、野化放归等35个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项目,总投资29743万元,促进了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救护,麋鹿、野马、朱鹮、扬子鳄成功放归自然,德保苏铁、五唇兰等野生植物回归自然工作也取得了可喜进展。
    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成效,关键在于与时俱进。其主要做法,一是采取工程措施、技术措施、机制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开展保护;二是突出重点,分类指导;三是坚持用发展的观点来解决保护与利用问题,在规范利用管理的基础上,从政策和机制上积极支持人工繁育,促进由利用野外资源为主向以利用人工繁育资源为主转;四是开展重要物种资源专项调查和监测,及时掌握资源动态,为保护策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五是大力加强保护体系建设,提高保护管理质量和水平;六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壮大保护力量。

中国绿色时报 2007年11月9日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据统计,约有脊椎动物6500种,植物3万多种,居世界第三位。我国湿地面积为亚洲之最,约为3848万公顷。为保护好这些宝贵的资源,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积极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制建设、体系建设,实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强化执法监管,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组织资源调查、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濒危物种拯救成效显著
  全国共建立野生动物拯救繁育基地250多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保育或基因保存中心400多处,已对大熊猫、朱鹮、扬子鳄等200多种濒危野生动物和红豆杉等上千种野生植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种群,使相当一批极度濒危的物种在人工状况下得到良好保护,摆脱了灭绝危险,有的濒危动植物已经成功回归自然。
  自然保护区建设快速发展
  截至2006年底,全国林业系统建设管理的自然保护区达到1740处,面积达1.21亿公顷,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6%,使300多种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130多种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的主要种群及其栖息地得到良好保护。
  湿地保护蓬勃兴起
  建立了470多处湿地自然保护区和9处国家湿地公园,30多处湿地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使45%的天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相当一批湿地生态状况得到改善。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不断加强
  已在野生动物重点区域设置了350处国家级、550处省级和一大批地县级监测站,布设监测点和巡查路线近万处,建立起全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有效预防野生动物向畜禽、人类传播疫病。
  野生动植物人工繁育利用形成规模
  全国已发展各类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单位2.45万家,野生植物人工培植基地1.7万家,野生动物园、动物园330多家,植物园、树木园上千处。2006年野生动植物繁育利用及贸易总产值约1500亿元。以人工繁育方式解决了大部分需求量大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来源,不仅满足了社会需求,维护了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也缓解了野外资源的保护压力。
  链接: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成果展概况
  ●主办单位:国家林业局
  ●承办单位: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
  ●展期:9月13日~11月7日
  ●展览主要内容
  展览分为序厅、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繁育利用三大部分共19个展示区。
  序厅为展览的核心部分,总结了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濒危物种拯救、人工繁育利用、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湿地保护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野生动植物保护部分一方面分类介绍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物种保护、湿地保护、进出口管理和社会力量参与保护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及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又按地域分别对各省野生动植物资源状况和保护管理取得的突出成绩作简要展示。
  繁育利用部分重点介绍我国在强化野外资源保护的前提下,加强人工培育,规范经营利用行为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
  ● 展览主要活动
  9月13日:《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历史、现状与未来》、《兰花和兰花保护》专题讲座;
  9月22日:《大熊猫保护与人工繁育》专题讲座;
  9月28日:《中国民俗文化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渊源》专题讲座;
  9月29日: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生态文化建设知名作家座谈会;
  10月2日:《中国地理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专题讲座。
  小资料:野生动植物与人类生产生活密不可分
  野生动植物与人类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生态方面,野生动植物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维护生态平衡、优化自然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经济方面,野生动植物是医药、皮革、建材等众多产业的原料来源,经济效益显著,特别是野生动植物还为高新生物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基因资源。
  在文化方面,人类许多传统文化源于野生动植物,我们今天努力构建的生态文化也是要倡导人类与野生动植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如果失去了野生动植物,生态文化的源泉就必将枯竭。
  生态建设和资源保护现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要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保护、规范管理、加快建设、促进发展,在现代林业建设中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沉思录

  中国绿色时报12月16日报道  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生产效能极大提高,人类的物质财富日益丰富,但也给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损害,许多物种相继灭绝。这一情况,促使全球保护运动的兴起,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11月21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全球保护老虎高峰会议”再一次引发人类的深思:我们该如何保护和拯救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是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野生动物蕴藏的巨大生物遗传资源潜能,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
  我国疆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样,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仅脊椎动物就有约6481种,占世界脊椎动物种类的10%以上。其中哺乳类581种、鸟类1331种、爬行类412种、两栖类295种。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华南虎、藏羚羊等455种野生动物更是我国特有的物种。
  然而,由于过度利用资源和破坏自然环境,已导致许多物种面临生存危机。正确处理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对确保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保护为本 合理开发
  雄关漫道真如铁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标志着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起步的《稀有生物保护办法》;1962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首次提出了“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猎取利用”的方针,有力推动了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濒危物种拯救工程陆续展开。1985年,国务院发布了《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1年,由国家林业局组织编制的《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体规划》得到国家计委的正式批准;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4号)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正案。
  以法律约束和生态理念引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是中国政府在促进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思考和现实选择,不仅推动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步伐,使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始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恢复及改造、繁育等各个领域,积极开展示范试点工作,并支持51处示范自然保护区提升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社区共管、生态旅游等功能,推行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试点,鼓励科研单位实地进行栖息地改造示范,开展野生动植物繁育试点等,以点带面,逐步推广,不仅有带动了保护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此外,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坚持科技与保护实践相结合,主动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建立科技支撑体系,引进和应用国内外高新技术、科研成果和先进理念,在资源调查及信息管理系统、种质基因保存、物种繁育、野外放归、活体标记、野外跟踪、检测鉴定、疫病防控等多方面进行联合攻关,攻克了许多长期困扰保护监管工作中的技术难题,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推广科学技术手段和管理模式,将先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使保护领域的科技贡献率不断上升,有效提高了保护监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在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加强了自然保护区建设,约26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自然保护区得到有效保护;开展了第一次全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掌握了252种野生动物资源现状;实施了濒危野生动物专项拯救工程,全国建设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繁育基地约270处。促使朱鹮、扬子鳄、亚洲象、虎、鹿类、雉类、猎隼、候鸟等保护、繁育基础设施得以改善,强加了野生动物救护繁育总体能力,还实施了朱鹮、野马、扬子鳄等放归自然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提高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能力,促进了部分濒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长和扩大。
  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我国相继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美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签订了多项双边保护协定(议定书),并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
  截至目前,朱鹮从1981年发现时的7只发展到目前人工繁育种群和野外种群共计达1520只,并且其放归自然种群在野外成功实现存活、越冬和繁殖;扬子鳄从200多条发展到1万多条,放归自然试验进展顺利;野马人工繁育种群达到200多匹,其放归自然种群在野外成功实现存活、越冬和繁殖。虎、鹿类、雉类等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为放归自然准备了优良的种源。
  此外,一批救护繁育中心和鸟类保护环志单位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收容、救治、放归了大量非正常来源野生动物,并初步摸清了我国鸟类的迁徙规律。
  资金匮乏 需求过度
  路漫漫其修远兮
  虽然我国在保护野生动物的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经济需求、社会需求得不到兼顾,依然存在一些保护与开发相悖的问题。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外分布的濒危物种拯救保护工作难以推进。虽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了大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但我国还有一些濒危物种分布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外。现行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覆盖这一范围,使保护基础设置设备简陋、保护能力不足以及栖息地面积减小、质量下降等情况难以改变。
  濒危物种繁育、放归自然工作滞后。有许多物种在自然状况下繁育成活率低,需要通过采取拯救繁育措施,首先确保其在人工繁育条件下不灭绝,并促进其扩大繁育、种群复壮,最终实现回归自然,恢复和重建野生种群。在这一方面,由于缺乏基本建设投入,一些濒危物种人工繁育条件得不到改善,甚至因种群扩大反而导致场所不足、条件不断恶化,风险不断加大,其回归自然工作更因经费缺乏而无法启动。还有少数极度濒危物种需要建立人工繁育基地进行抢救性繁育,也无力采取措施。
  野生动物种质基因收集、保存等工作难以适应国际激烈竞争的形势。争夺基因资源优先开发知识产权,是国际高新生物产业竞争的核心,其基础是野生动物基因资源。我国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十分丰富,但主要以活体方式蕴藏在野外种群之中,离体收集保护却进展缓慢。
  此外,我国还有许多物种的种群数量极其稀少,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如,分布于吉林、黑龙江的东北虎,野外种群数量约20只;分布于海南霸王岭地区的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约20只;分布域广西南部的东部黑冠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仅约30只;分布域新疆布尔根河流域的蒙新河狸,野外种群数量不足600只;分布域陕西洋县的朱鹮,野外种群数量仅1000只左右;在我国海南、香港越冬和大连一带繁殖的黑脸琵鹭,野外种群数量约500只;海南虎斑鳽约80只;分布于浙江长兴县和安徽宣城地区的扬子鳄,野外种群数量仅200余条;分布域湖南蟒山的蟒山烙铁头,野外种群数量约500条;分布域广西大瑶山和广东罗坑地区的鳄蜥,野外种群数量约700只。这些本该数以万计的动物现今却只能以百计数,其濒危程度可见一斑。
  其他极度濒危物种还有,华南虎、貂熊、亚洲象、野牛、野骆驼、野马、赛加羚羊、海南坡鹿、矮岩羊、麝类、白头叶猴、黑叶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四川山鹧鸪、绿尾虹雉、黄腹角雉、白冠长尾雉、白尾海雕、白头鹤、伊江巨蜥、四爪陆龟等。
  这些极度濒危野生动物普遍分布区域狭窄,种群单一或孤立,或是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数量极其稀少;或是经济价值甚高,资源破坏严重,种群受到严重威胁,数量急剧下降;或是种群未分布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尤其自然灾害对其更是威胁严重,甚至会导致灭绝之灾。,
  针对上述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认识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态作用、社会经济价值及其潜能,统筹兼顾对野生动物的生态需求、经济需求和社会需要,正确处理资源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的关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重中之重。
  物种和谐 生态平衡
  而今迈步从头越
  野生动物的命运直接取决于人类今天的认识和行动。
  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开展极度濒危野生动物拯救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保护恢复措施,重点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外的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和种群恢复,缓解物种濒危状况,改善其生存生长环境,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我国极度濒危野生动物的分布格局及拯救的迫切性,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和非保护区区域对该工程进行布局,鉴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央已有投资进行了建设,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对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和非保护区区域进行建设。
  目前急需开展拯救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野外种群监测与保护、栖息地建设、人工种群扩大与野化放归。
  开展野外种群监测与保护的主要措施是开展资源调查与监测、建立保护站点和建设野生动物野外救护设施:
  ——资源调查与监测: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监测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调查工作非常有限,对许多物种的种群数量及发展趋势不了解,需要进行更为资源调查和监测。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资源监测中心,建立各省野生动物资源监测站,确定监测点,划定监测样地,制定监测技术标准,对野生动物的种群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栖息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驯养繁育及利用状况等进行动态监测,掌握野生动物资源的消长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提高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保护站点建设:在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根据地理位置、保护管理机构、栖息地特点等,建设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站和保护点。针对性地建设标桩(牌)、防护栏、巡护路、管护房等必要的基础设施,购置相关保护仪器设备,加强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禁止人类破坏其种群及栖息地的行为。保护点以主要以建立乡镇级野生动物保护点为重点,以配备野外监管工具和设备为主,包括野外生活装备套、野外防护设备等。
  ——野生动物野外救护设施建设:对于因栖息地中隐蔽地较少、防护能力较差、或因气候极端严酷,容易被捕食或造成伤害的野生动物,在其栖息地中建设适当的野外救助站,为野生动物提供隐蔽地等基本条件,使野生动物临时躲避捕食动物或灾害性天气。同时,在野生动物食物短缺的冬季,救护设施可以适当提供食物,以助野生动物越冬。
  开展栖息地建设工作的主要措施是:改善适宜栖息地、修复灾后受损生态系统、建设生态廊道和野生动物饮用水源地:
  ——动物适宜栖息地改善:针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地破坏严重的区域,在强化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根据物种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及栖息地现状,采取必要的生物措施,恢复其适宜的栖息地。根据珍稀濒危物种的特殊栖息地需求,结合现有的相关科研成果,通过人工辅助措施,调整野生动物栖息地中针阔叶树种比例、群落层片组合、土壤微生物栖息地及构成等,营造珍稀濒危最适栖息地。涉及的动物有华南虎、大鸨、遗鸥、白掌长臂猿、白眉长臂猿、黑长臂猿等。
  ——灾后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给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造成损害。需采取人工辅助措施,改善生态系统关键种和优势种赖以生存的生态条件,恢复这些起关键作用的生态系统成分,从而使生态系统内的其他成分也逐渐恢复;或者修复受损的景观结构,减轻距离隔离和小面积带来的不利影响,建立相同生态系统间的连接,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涉及的动物主要有莽山烙铁头、豚鹿等。
  ——生态廊道建设: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严重的区域,建设野生生态廊道。将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和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网络,改善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状况。生态廊道划分为核心带和过渡带,并将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植被恢复和管理方式。涉及的动物主要有东北虎、金钱豹、原麝等。
  ——野生动物饮用水源地建设:部分野生动物,如蒙古野驴、野骆驼等分布在气候干旱的西北地区,在干旱季节,极度缺乏饮水,易造成动物干渴,影响动物生存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建设水源地,为野生动物提供足够的水源,是拯救濒危野生动物的主要方法。水源地建设要根据动物栖息地条件,通过建设集水池、水井等方法,为野生动物提供水源。
  人工种群扩大与野化放归的措施主要是人工种群扩繁与野化放归:
  ——人工种群建立与扩大:根据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大小、生物学特性、选择适当的单位,通过驯养繁育,逐步建立并扩大各物种的人工种群。涉及的动物主要有野马、东北虎、华南虎、盘羊、普氏原羚、赛加羚羊、梅花鹿、塔里木马鹿等。
  ——野化放归:在人工种群建立的基础上,采取人工方法,在特定的野生动物的历史分布区内,重新建立该物种种群,称为野化放归或物种重引入。一般以保护和重建特定物种所处分布区的野外种群为目的。在物种和野化放归地选择的基础上,制定物种野化放归规划,开展野化放归的前期试验,通过逐步野化,重建新的种群,逐步野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野化放归种群。
  ——野化放归种群的巡护、管护和监测:野化放归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加强野化放归种群的巡护和管护工作,并开展对野化放归种群的动态监测。因此,野化放归种群所在地的保护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要开展对野化放归种群的巡护和管护工作,并对野化放归地栖息地及种群每一栖息地的生长进行长期动态的监测,建立巡护、管护和监测,必要时采取辅助措施,以保障种群重建的成功,并为其他物种的野化放归提供借鉴。
  地球是个有机的统一体,一切生物都生长、繁衍、进化在这个统一体之中。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组成天然群落的物种,都是共同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各个生物区系的存在和作用,都是经过自然选择的巨大宝库,各个物种和人类一样,都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环节,在漫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共同维持着自然界的稳定、和谐和发展。充分认识保护和拯救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人类就必须放弃人本位观点,正视地球这一唯一的生存家园。

中国绿色时报2月3日报道(记者 张辉)
2011年,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作看点十足、亮点频闪:
1月11日,启动第二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
3月28日,首次放归人工繁育的蟒蛇;
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林业部门又有15处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月11日,国家林业局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召开了全国爱鸟周30周年纪念暨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5月12日,启动第二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调查试点;
5月26日,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野生动物疫病研究中心成立;
7月1日,启动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信息网络直报系统;
8月26日,国家林业局长春野生动物疫病研究中心成立;
9月1日,大熊猫国内借展规定出台;
10月23日,首次放归人工驯养繁殖的黄腹角雉;
10月27日,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启动;
……
十二五开局之年,不论是在对物种实施就地、异地拯救保护上,还是在机构完善、职能提升上,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均取得新突破。
■突出重点:宏观着眼,频频行动
2011年,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将编制自然保护规划、拯救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监测防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作为重点工作,全力推进。
《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十二五发展规划》、《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程规划》、《全国大熊猫保护发展规划》和《全国极小种群野生动物拯救保护规划(草案)》编制完成。同时,还研究和筹备了东北虎保护GEF项目,开始着手编制华南虎放归自然总体规划。
既有发展思路,又有现实行动。
3月28日,在海南省呀诺达热带雨林地区,100条蟒蛇被放归自然。这是我国首次放归人工繁育的蟒蛇。10月,首次启动黄腹角雉扩大放归自然活动。两次放归活动,一时成为热点。
365bet亚洲官方投注,动物放归,植物回归。
近年来,我国持续跟踪和推进广西德保苏铁、云南华盖木、西畴青冈、杏黄兜兰等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回归试验。截至2011年底,植物回归成活率均超过90%。
自2005年启动全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建设以来,我国已设立350处国家级、768处省级和一大批市(县)级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布设巡查路线和监测样地上万处,初步搭建起全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体系主体框架。
为进一步加强监测防控,2011年,我国启动了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挂牌成立了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野生动物疫病研究中心和长春野生动物疫病研究中心,使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工作步入科学化轨道。
这一年,国家林业局组织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省及时开展禽流感隐患排查,以及全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所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摸底调查,启动实施了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联防联控试点,防控工作稳步推进。
■跟踪热点:担当责任,增强信任
当前,我国经济正值快速发展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野生动植物资源利用和自然保护区发展均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象牙贸易、活熊取胆等,更是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组织间的敏感话题。
尽管观点不同、争论不断,但中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有目共睹。
目前,我国57%的大熊猫栖息地和超过70%的野生大熊猫个体被纳入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管理。包括朱鹮、扬子鳄、金丝猴在内的80%以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保持稳定或稳中有升。针对苏铁、兰科植物、西南地区高原珍稀植物、西北地区珍稀沙生植物、东北地区珍稀野生植物和三峡库区珍稀植物六大类物种,实施了就地保护、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及种源培育工作,对
200余种亚热带野生兰科植物实施了就地保护。全国林业系统管理的自然保护区达2122处,面积为12260.92万公顷,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重点建设区域和生态区系的自然保护区网络。
国家林业局采取科学规划自然保护区发展,严格执行总体规划建设要求,通过重点扶持、强化指导,加强生态旅游、社区共管、公共教育等管理措施,进一步规范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管理工作,使自然保护区不仅在我国生态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在服务社区、服务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强化生态保护的同时,积极引导群众发展茶产业,使保护区内群众人均收入达4.5万元。四川九寨沟、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配合林区转型,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代替传统的木材经济,取得明显成效。目前,保护区的生态旅游已成为引领地方经济发展的龙头,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发展,不仅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
为维护国家利益,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2011年,我国进一步深化了野生动植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规范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修改完善了《野生动植物行政许可委托审批事项暂行管理规定》(草案),组织研究和修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野生动物猎捕管理办法》等配套规章草案,发布实施了《大熊猫国内借展管理规定》,首次就单一物种某一方面管理工作出台部门规章,对进一步规范大熊猫国内借展行为、确保大熊猫圈养种群发展、促进野生动物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外界争议的狩猎和活熊取胆等敏感问题,我国专项研究了狩猎规范管理措施,成立了野生动物猎捕专家委员会,指导青海省完善猎捕及管理方案,组织了狩猎事项专家评审会。与此同时,专项研究了犀牛磨角取粉入药政策,进一步规范了养熊取胆活动。通过一系列措施,有效引导了社会舆论,缓解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
■夯实基础:提升水平,促进合作
抓基层打基础,是工作的根本。
对于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人员来说,长期在野外巡护监测是家常便饭,枯燥、艰苦、危险。他们的辛勤付出,为我国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监测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1年,林业系统进一步加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重点安排了10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项目、4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高了自然保护区管理能力和管护水平。
这一年,我国还进一步强化了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野外巡护监测,重点安排了大熊猫、朱鹮、金丝猴、长臂猿等30多种濒危野生动物的野外巡护监测项目;开展了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试点,重点安排了近20种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试点项目;组织研究和提出了大熊猫、朱鹮、金丝猴、华南虎优化配对繁育计划,安排了近30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育项目;及时关注因自然灾害等危及野生动植物安全的突发事件,有效防范野生动植物因灾大量死亡现象。去年,国家林业局举办了5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培训班,对新担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进行了上岗培训,提高了保护区管理者的政策和业务水平。
与此同时,我国不断加强相关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配合外交工作需要,完成了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国际合作研究,签订了中韩老虎繁殖合作协议,组织召开了中日合作朱鹮JICA项目联合协调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和朱鹮保护30周年国际研讨会,参加了中日韩三国朱鹮保护国际合作研讨会、生物多样性科学政策政府间工作会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野生动物疫病国际研讨会等系列国际会议。此外,与自然保护国际组织的接触更加广泛。中美、中俄自然保护合作交流不断强化,海峡两岸自然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加深。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赵学敏 (2004年3月29日)

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紧紧抓住用好当前林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大力推进以利用野生动植物野外资源为主向以利用人工培育资源为主的战略转变,实现我国野生动植物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野生动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在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科技进步、维护公众健康、发扬中华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保护好野生动植物,对于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幅员辽阔,地质历史古老,地形、气候复杂,生态环境多样,第四纪冰期受北方大陆冰盖影响较小,因而孕育保存了极其丰富的野生动植物。仅脊椎动物就达6000种左右,位世界前列;高等植物达3万多种,居世界第三位。特别是大熊猫、朱鹮、金丝猴、华南虎、扬子鳄和水杉、银杉、百山祖冷杉、香果树等数百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为我国所特有,保存了许多在北半球其他地区早已灭绝的古老孑遗人称“活化石”的物种。我国有药用植物11000余种和药用野生动物1500多种,又拥有大量的作物野生种群及其近缘种和许多畜禽的起源种,是世界上栽培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还是世界上著名的花卉之母,还被称为世界雉类王国。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进入新时期,国家将生态建设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系统整合提出了林业六大重点工程,并将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列为林业六大工程之一,于2001年全面启动,促进野生动植物保护进入了跨越式发展新阶段。特别是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林业工作会议,开创了我国林业发展的新局面,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正是在大好的发展形势下,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和广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者,紧紧扣住林业生态建设主题,围绕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努力,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我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在较短时期内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是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立法,初步形成行政管理和执法体系。为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国家先后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和《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国家林业局先后依法制定发布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等规章,并会同工商、公安、标准等部门制定了一系列野生动物保护行政执法、刑事案件查处的有关规定等。各省(区、市)也相应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共130多项。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发布,初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为野生动植物保护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确保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的实施,从国家林业局到各省(区、市)林业部门都成立了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一些重点地区还建立了乡镇保护管理站,配有专人负责,为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奠定了组织保障。
  二是自然保护区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为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野生动植物最基本、最有效的方法,在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中,将自然保护区建设摆到了首要位置,显示出跨越式发展势头。截止2003年底,全国林业系统已建立自然保护区1538个,面积达1.18亿公顷,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2.3%,有效保护了我国8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类型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类型,并在优化生态环境和促进野生动植物资源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大力开展迁地保护,拯救繁育珍稀濒危物种。针对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类较多的实际情况,自1980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部分濒危物种拯救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启动后,我国拯救繁育珍稀濒危物种的工作得以极大拓展,新建野生动物拯救繁育基地18处,野生植物培育基地6处,促使大熊猫、朱鹮、扬子鳄和红豆杉、兰科植物、苏铁等极度濒危的野生动植物种群不断扩大,现有人工繁育大熊猫117只,使大熊猫总数达到1596只;朱鹮从1981年发现时的7只发展到目前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种群共计560只;扬子鳄从200多条发展到1万多条;红豆杉栽培面积已达近5000公顷。此外,我国还有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已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有上千种珍稀濒危野生植物在植物园、树木园等培育基地得到良好保护。
  四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初步掌握了资源底数。1995、1996、1999年国家林业(部)局相继启动了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全国湿地资源调查、全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及第三次大熊猫资源调查,到目前已全部完成。通过上述资源调查,进一步准确掌握我国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及其生存环境状况,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252种野生动物、189种野生植物和重点湿地的资源分布及种群数量状况、生境状况和受威胁情况,使我们今后的保护决策有了科学的依据,也为今后比较分析资源变化趋势打下了基础。通过上述调查,我们还培养和锻炼了一支业务过硬、作风顽强的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专业队伍,完善了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监测技术,扩大了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必将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五是积极促进野生动植物资源培育,引导产业健康发展。针对野生动植物资源需求不断扩大的情况,在加强野外资源保护的同时,为努力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野生动物驯养繁殖、野生植物培植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加大科技投入,规范管理行为,探索市场机制,促使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培育行业开始步入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初步建立起资源培育、合理利用相结合的产业框架。据初步统计,我国各类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场和野生植物人工培植基地达18000多家,经营利用产值超千万元的单位就有132家,年产值126亿多元;全国野生动物园、动物园总数达207家,树木园、植物园总数达180家;从事野生动植物各类行业就业,预计人数达上千万人。这不仅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缓解了野外资源保护压力,还解决了一大批人口的就业,特别是带动了区域性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据河北、贵州、四川等省统计,2003年农民增收的部分,来自林业和野生动植物达120元左右。
  六是加大执法监管力度,遏制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势头。随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的不断加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对乱捕滥猎、乱采滥挖、非法经营及走私野生动植物及产品等违法行为,普遍加大了打击力度,林业、工商、公安、海关等部门相互支持,协同作战,查处了一大批违法犯罪案件。2003年,国家林业局还先后组织了“春雷行动”和“绿剑行动”,仅“春雷行动”就查处各类违法案件达9000多起,收缴野生动物90多万只。同时,各级林业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联合执法检查,研究完善监管手段,推行标记管理措施,多方位、多环节加大执法监管力度,有力遏制了猖獗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的势头。
  七是支持野生动植物保护科学研究,提高科技含量。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对科技支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根据形势需要,国家林业局组织开展了野生动植物生物学、生态学、繁殖技术、基因保存及开发、疾病防治等一系列研究,大幅度扩大鸟类环志规模,收到显著成效,不仅掌握了许多野生动植物的特性和繁殖技术,保存了近2000份野生动植物基因样本,藏羚羊绒基因移植研究进展顺利,有力配合了SARS病毒和禽流感病毒动物宿主研究,并且3S等高新技术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全面推广,鹿类新品种培育也进入了推广阶段。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体系已完成论证研究,正在报国务院审批。上述努力,普遍增强了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科技支撑能力,并且许多科研成果在资源培育和合理利用等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八是进一步拓宽国际合作与交流渠道,争取国际支持与援助。我国历来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先后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加强自然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合作的协议,加入了IUCN国际组织,并与WWF、WCS、WI等国际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工程启动后,进一步加大了国际合作力度,在以往合作的基础上,先后与国际鹤类基金会、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CIC、AZA等国际组织加强了合作关系。在大熊猫繁育、朱鹮保护、白鹤保护、华南虎拯救、兰花保护繁育、湿地保护等领域启动了一系列合作项目,仅2003年就争取到558.7万美元的资金援助,引进了国际先进保护技术及管理经验,并通过国际合作培养了大批专业和管理人才。
  九是认真履行国际公约,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稳步增长。我国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长期以来,我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强化进出口管理,严厉打击走私野生动植物的违法犯罪活动,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野生动植物的合法贸易。据统计,2003年我国野生动植物进出口企业(包括监管、非监管)达2801家,进出口总值179.46亿元,其中,进口总值127.36亿元,出口总值52.1亿元。野生动植物的进出口既满足了国内的需求,又扩大了出口创汇能力,促进了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发展。
  十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极大提高全社会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为争取全社会的广泛力量支持、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充分发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作用,推动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的成立,通过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采取多种形式,长期坚持广泛深入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教育,倡导保护新观念,在全社会极大增强了群众自觉保护意识,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群众基础日益坚固。
    二、物种濒危的主要原因
小编国野生动物植物物保养事业成就辉煌,用行动增信任。  虽然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长期以来人们保护野生动植物意识淡薄,跨行业、多领域过度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加之一些受利益驱使的乱捕滥猎、乱采滥挖现象屡禁不止,我们保护机构又资金匮乏、管理手段落后,以至影响野生动植物种群生存危机和局部灭绝加剧。据科学资料,现在地球上人为活动影响物种灭绝的情况大于自然因素,物种现在以每小时一种的速度消失,而一个物种消失往往导致10—30种生物生存危机,更严重的是造成物种的局部灭绝,会带来生物遗传多样性的丧失,进而造成物种的最后灭绝。我国野生动植物受人为活动影响情况一直十分严重,绝大部分野生动物普遍面临着生境恶化、种群隔离的严重状况,现有30000多种高等植物中有4000余种受到威胁。据《CITES国际公约》称:世界上濒临灭绝的物种有640种,其中我国156种,占24%。造成我国物种濒危加剧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自然生态系统脆弱、退化的严重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抑制。到目前,我国还有许多生态脆弱区域、重要湿地和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没有纳入到保护范围,盲目开发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蚕食自然保护区等情况仍时有发生,部分区域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情况还未得到扭转。特别是局部地区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进行大规模开垦等情况,使野生动植物栖息不断缩小或割裂;还有一些区域过度放牧现象严重,极大侵占了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直接影响到相关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生存与发展。
  二是野生动植物资源总量不足,过度利用严重,部分物种资源已下降到濒危程度。由于人口众多和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持续扩大,已严重超出了资源增长幅度,导致资源总量不断下降。一些需求量大的物种,如麝类、穿山甲、红豆杉等,资源已下降到濒危程度。特别是在市场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不法分子仍在大肆乱捕滥猎、乱挖滥采和非法经营、走私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对野生动植物资源造成极大破坏。我们曾经发生的青海可可西里藏羚羊、环渤海湾鱼类、云南大象等破坏事件,兰花资源、红豆杉资源被盗采,发菜和甘草资源被乱挖等等,都证明这类破坏和掠夺性利用并没有停止。如不尽快采取措施,遏制资源下降趋势,促进资源的恢复和发展,相关产业势必因资源危机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三是环境污染已直接导致区域性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严重下降。由于工业“三废”处理不当和滥用农药化肥,在一些区域造成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水源、空气的严重污染,使一些原分布有野生动植物的区域已不适应其生存,导致野生动物死亡或被迫逃离,野生植物大量死亡,区域性野生动植物资源急剧下降。环境污染还对部分种类野生动植物的繁殖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许多鹰隼类,因污染导致蛋壳变软,无法孵化,致使其种群数量不断下降;还有一些野生植物,因受到农药、化肥的影响,开花结种受到影响,难以繁殖出新生植株,种群结构老化,面临更新危机。
  四是部分物种由于存在生物学特性的缺陷,自身繁殖或适应环境变化能力差,种群呈衰亡趋势。如:大熊猫等部分野生动物食物单一,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百山祖冷杉等部分野生植物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随着全球性气候变暖,对其繁殖造成直接影响。对上述物种,需要通过人为创造条件,促进其恢复和发展。如果人为辅助措施不到位或方法不当,这些物种资源就很容易陷入濒危或灭绝。
  五是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野生植物培植的总体发展水平较低,良莠不齐。虽然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野生植物培植已初见成效,但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还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繁育、培植体系,经济发展所需资源大部分仍依赖从野外获得,给野外种群保护带来很大压力。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野生植物培植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科技含量较低,资源增长缓慢,还有部分单位技术落后、条件恶劣,反而借人工培育为名,非法从野外掠取资源,不仅达不到发展资源的目的,还对资源造成极大破坏。
    三、资源利用的正确观念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工作,就是要坚持“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原则,统筹兼顾对野生动植物的生态需求、资源需求、人文需求等,把野生动植物纳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总盘子中。真正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常在,永续利用”。
  野生动植物是我国的战略资源,它不同于矿藏、土地和木材等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兼具三种特性(即生态功能、物质资源和遗传基因),一大特点(即具有可再生性)。野生动植物这种特性,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生态作用,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保障。科学培育和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保存野生动植物的遗传基因,发展野生动植物文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丰富中华文化的大事。正因为野生动植物资源具有的这些其他资源没有的重要特性,更要求我们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培育和利用工作,正确认识野生动植物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中的基础作用,正确认识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正确认识野生动植物蕴藏的巨大社会文化潜能,正确处理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野生动植物的可持续发展。
  一是正确认识野生动植物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中的基础作用。野生动植物和森林一样,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中发挥着主体功能,主要表现在,野生动植物都是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具体实现着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生态平衡,是维持生态系统统一整体稳定的基本因素。任何一个物种种群的丧失,都将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影响到其生态功能的发挥。特别是许多野生动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在维持自然生态系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消亡,将可能激发连锁效应,直至打破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导致灾难性影响。如:森林生态系统一旦失去蛇类、鼬类等森林鼠类的天敌,鼠害泛滥就将摧毁当地的森林;一些传播花粉、传播种子的野生动物,一旦消亡,将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停止更新换代;还有许多野生植物,是野生动物的基本食物来源,一旦食物链条上有一种物种灭绝了,就会带来10种、20种物种的危机。懂得了野生动植物这种生态功能,我们就可以在工作中自觉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环境的保护,充分发挥野生动植物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效应,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是正确认识野生动植物资源在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人类诞生以来,野生动植物就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资源,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食物、衣服,并且原始农业也是在种植野生植物和驯化野生动物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即使在人类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特别是实施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矿藏、土地和木材等资源逐步减少的情况下,野生动植物作为一种可再生、可发展的资源,是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野生动物可以作实验用、皮毛用、药用、肉食用和观赏用,野生植物可以作中草药用、花卉用、观赏用和编织用,等等。任何一个用途抓好都可以变成一大产业。我国传统医药、特种皮革、工艺品制造等众多产业,都不可缺少这一重要的物质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80%的中成药和大部分保健品原料来自野生动植物,全世界大约有30亿人口使用的医药产品来源于野生动植物,产生的经济效益十分巨大。许多野生动植物资源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如麝香、鹿茸、紫杉醇的药用功效和某些海藻生产燃料油的能力等。随着人类生态旅游、绿色食品等新型产业的兴起,培育和合理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具有广阔的前景,同时也是城镇人口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只要通过有效保护和繁育,促进其资源量的不断增长,就能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需求。
  三是正确认识野生动植物蕴藏的巨大社会文化潜能。野生动植物资源不仅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其潜在的社会文化价值更是难以估量的。纵观中国历史,许多中华文化都缘源于野生动植物,现在世界流传久远的公园文化,就是以野生动植物和森林为主角。在高新生物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野生动植物孕含的基因资源,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开发潜力,成为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争夺的焦点。目前在全世界对家禽家畜、农作物品种的进一步改良,都开始转向在野生动植物中寻找新的功能性基因。过去的野生稻、野大豆、猕猴桃和一些药用植物等,都通过遗传基因培育出经济价值高的新品种;现在正研究的藏羚羊绒生长基因转移到山羊一旦成功,养殖山羊就可以大量生产品质高、价值大的藏羚羊绒,从而开创出一大新型产业。有人预言,野生动植物基因资源的争夺,将关系到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兴衰。我国是野生动植物基因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但如果保护不当导致物种灭绝,其基因资源也将随之消失,损失将无法挽回。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野生动植物基因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对确保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四、保护、培育与合理利用的关系
  我们认识了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经济、文化价值和资源的可再生性,同时要看到野生动植物保护、利用的科技性很强,保护和利用的难度都很大,且培育周期长,要有长远的眼光,搞好了潜力很大,搞得不好还会失去生态平衡,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必须正确处理资源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的关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保护中开发,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防止保护不当造成物种灭绝、基因丧失和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否则,其损失将无法挽回,更谈不上开发。在人类发展史上,由于过度利用资源和破坏自然环境,已经导致了许多物种的相继灭绝和生态环境的恶化,甚至有的繁华都市化为废墟,教训十分深刻。因此,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必须以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良好保护为前提,充分发挥野生动植物的生态效益,采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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