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恶化通常是相伴相生的两大困局。在我国,相关问题一度尤为突出,全国14个连片贫困区大多与生态脆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叠,二者的治理也成为长期困扰政界、学界的一大难题。如今,绿色发展以环境友好可持续、高效发展强增长的理念,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中,生态扶贫又成为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理念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核心内容,并在探索中形成了一些实践案例及经验。
  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
  我国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将近30年。1994年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了贫困县的共同特征是生态失调,从国家层面首次将“贫困”与“生态”一并提出。2001年《〈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提出,要将“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此后,众多扶贫相关文件均特别关注贫困地区出现的生态脆弱和生态破坏问题,积极寻求利用生态补偿等制度措施、生态建设等工程措施的方式,改善生态环境消除贫困。
  生态扶贫是指从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入手,利用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改善或修复生态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生态建设项目如退耕还林等,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上通盘考虑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因素,根本上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从而使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扶贫方式。
  2015年11月2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实施包括“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在内的精准扶贫策略,使生态扶贫成为有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内涵。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共同制定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明确提出2020年的扶贫目标,在生态优化、收入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增强、生态补偿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要求。生态扶贫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解决老问题中不断积极尝试探索新路径。
  从单一财政拨款到多途径生态扶贫
  生态文明理念引导下的扶贫,旨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与平衡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扶贫实践中,我国先后启动了自然资源产权确权的相关改革,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田等生态工程,并实施了与此相配套的人工商品林赎买政策、生态效益层面的碳交易等多项改革,实现林业生态效益全流程、多途径转化为经济效益。
  在退耕还林的层面上,贵州省对符合退耕政策的贫困村、贫困农户实现工程全覆盖,确保69万贫困户每亩退耕地有1200元的政策性收入;调整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刺梨、核桃、板栗、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高质量的经果林基地;加强人工商品林的赎买及国家、地方公益林的补偿,促进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增强和林农收入稳步增长,实现社会得绿、林农得利。
  在此基础上,当地还通过探索设立生态护林员的岗位,长效助力脱贫;通过探索林业单株碳汇,开创扶贫新模式。
  按照“应聘尽聘”原则,贵州省的贫困县根据实际需要优先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生态护林员,建立统一规范的森林管护队伍体系和管理制度,并进一步扩大生态护林员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防止生态护林员脱贫后因病返贫。
  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则是把贫困户林地资源以每棵树吸收的二氧化碳作为产品,通过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平台面向全社会进行销售。购买林木二氧化碳的资金全部汇入贫困户账户,帮助他们增加收入。目前,安顺市关口村、黔南州香坪村等9个深度贫困村已经启动单株碳汇扶贫试点项目开发。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发挥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引进生产项目,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贫困群体的就业增收问题,是生态产业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长效选择。其脱贫机制的核心在于立足当地域情和市场行情促进经济发展,夯实脱贫基础,激发老百姓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变被动脱贫为主动脱贫。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资源特征差异巨大,各地优势条件不同,但因地制宜的生态产业发展内核不变。生态产业实践中,不少地方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发展优势,积极探索绿色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等生态扶贫新路子,重点发展生态种养、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把加快脱贫与生态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产业强、百姓富、生态美的精准脱贫目标。
  成功实现从漫天黄沙到绿水青山的生态逆转的塞罕坝造林运动,可谓我国较早开始的脱贫工程。在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生态屏障的基础上,塞罕坝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建场55年来,森林覆盖率由建场前的11.4%提高到80%;资源总价值达202亿元,投入产出比高达1比19.8。塞罕坝的森林旅游、绿化苗木等绿色收入一度占据当地经济收入的半壁江山——可见,“绿水青山”靠着强大的发展后劲,正在逐渐释放其“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
  特色种养在西北干旱、青藏高寒地区的生态及经济效益尤为明显。近年来,降水减少、持续大旱的宁夏积极培育发展以黄牛养殖为主的草畜产业、马铃薯产业、中药材产业和设施农业,支持发展硒砂瓜、小杂粮、枸杞、红枣、滩羊等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利用扶贫优惠政策,组织名优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合作互动,提升贫困地区产业开发水平,带动贫困村群众发展生产,多途径促进贫困农户增收。
  以生态移民保障扶贫有效实施
  生态移民以生态位置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贫困农户为主,配套政策上要通盘考虑住房、土地、就业、产业、社会保障等措施;要通过周密组织、精心实施,确保扶贫过程中的生态移民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
  位于陕西省南部的安康、汉中、商洛三市地质条件较差,山体稳定性脆弱,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此,陕西省政府启动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和“陕北白于山区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分别搬迁居民240万人和39.2万人。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搬迁,既是改善民生、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应对自然灾害的科学部署。
  针对人与自然资源配置不合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状况,宁夏采取“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生态扶贫政策,按照“近水、靠路、临城”的发展思路,将居住在偏远分散、生态失衡、干旱缺水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随着移民点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贫困地区移民落户的农户家庭收入已接近或达到灌区当地水平,并通过不断的培训教育转变群众的思想观念,培养先进意识和生产能力,培育新的致富空间和收入增长点。
  从生态扶贫的发展历程及实践来看,建立绿色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是由生态脱贫走向绿色发展的根本;而积极发展种养售结合、农文旅一体、一二三产融合的特色生态产业,是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用好用足生态政策、积极争取相关经济补贴及技术助力,则是生态扶贫的重大保障。我国已有的生态扶贫实践路径探索已具有了可推广、复制的经验意义,必将加快绿色发展和全民致富格局的全面形成。
    (作者:吴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平

中国林业网8月15日讯

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恶化通常是相伴相生的两大困局。在我国,相关问题一度尤为突出,全国14个连片贫困区大多与生态脆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叠,二者的治理也成为长期困扰政界、学界的一大难题。如今,绿色发展以环境友好可持续、高效发展强增长的理念,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中,生态扶贫又成为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理念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核心内容,并在探索中形成了一些实践案例及经验。
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
我国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将近30年。1994年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了贫困县的共同特征是生态失调,从国家层面首次将“贫困”与“生态”一并提出。2001年《〈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提出,要将“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此后,众多扶贫相关文件均特别关注贫困地区出现的生态脆弱和生态破坏问题,积极寻求利用生态补偿等制度措施、生态建设等工程措施的方式,改善生态环境消除贫困。
生态扶贫是指从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入手,利用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改善或修复生态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生态建设项目如退耕还林等,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上通盘考虑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因素,根本上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从而使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扶贫方式。
2015年11月2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实施包括“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在内的精准扶贫策略,使生态扶贫成为有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内涵。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共同制定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明确提出2020年的扶贫目标,在生态优化、收入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增强、生态补偿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要求。生态扶贫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解决老问题中不断积极尝试探索新路径。
从单一财政拨款到多途径生态扶贫
生态文明理念引导下的扶贫,旨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与平衡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扶贫实践中,我国先后启动了自然资源产权确权的相关改革,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田等生态工程,并实施了与此相配套的人工商品林赎买政策、生态效益层面的碳交易等多项改革,实现林业生态效益全流程、多途径转化为经济效益。
在退耕还林的层面上,贵州省对符合退耕政策的贫困村、贫困农户实现工程全覆盖,确保69万贫困户每亩退耕地有1200元的政策性收入;调整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刺梨、核桃、板栗、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高质量的经果林基地;加强人工商品林的赎买及国家、地方公益林的补偿,促进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增强和林农收入稳步增长,实现社会得绿、林农得利。
在此基础上,当地还通过探索设立生态护林员的岗位,长效助力脱贫;通过探索林业单株碳汇,开创扶贫新模式。
按照“应聘尽聘”原则,贵州省的贫困县根据实际需要优先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生态护林员,建立统一规范的森林管护队伍体系和管理制度,并进一步扩大生态护林员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防止生态护林员脱贫后因病返贫。
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则是把贫困户林地资源以每棵树吸收的二氧化碳作为产品,通过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平台面向全社会进行销售。购买林木二氧化碳的资金全部汇入贫困户账户,帮助他们增加收入。目前,安顺市关口村、黔南州香坪村等9个深度贫困村已经启动单株碳汇扶贫试点项目开发。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发挥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引进生产项目,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贫困群体的就业增收问题,是生态产业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长效选择。其脱贫机制的核心在于立足当地域情和市场行情促进经济发展,夯实脱贫基础,激发老百姓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变被动脱贫为主动脱贫。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资源特征差异巨大,各地优势条件不同,但因地制宜的生态产业发展内核不变。生态产业实践中,不少地方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发展优势,积极探索绿色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等生态扶贫新路子,重点发展生态种养、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把加快脱贫与生态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产业强、百姓富、生态美的精准脱贫目标。
成功实现从漫天黄沙到绿水青山的生态逆转的塞罕坝造林运动,可谓我国较早开始的脱贫工程。在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生态屏障的基础上,塞罕坝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建场55年来,森林覆盖率由建场前的11.4%提高到80%;资源总价值达202亿元,投入产出比高达1比19.8。塞罕坝的森林旅游、绿化苗木等绿色收入一度占据当地经济收入的半壁江山——可见,“绿水青山”靠着强大的发展后劲,正在逐渐释放其“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
特色种养在西北干旱、青藏高寒地区的生态及经济效益尤为明显。近年来,降水减少、持续大旱的宁夏积极培育发展以黄牛养殖为主的草畜产业、马铃薯产业、中药材产业和设施农业,支持发展硒砂瓜、小杂粮、枸杞、红枣、滩羊等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利用扶贫优惠政策,组织名优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合作互动,提升贫困地区产业开发水平,带动贫困村群众发展生产,多途径促进贫困农户增收。
以生态移民保障扶贫有效实施
生态移民以生态位置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贫困农户为主,配套政策上要通盘考虑住房、土地、就业、产业、社会保障等措施;要通过周密组织、精心实施,确保扶贫过程中的生态移民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
位于陕西省南部的安康、汉中、商洛三市地质条件较差,山体稳定性脆弱,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此,陕西省政府启动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和“陕北白于山区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分别搬迁居民240万人和39.2万人。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搬迁,既是改善民生、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应对自然灾害的科学部署。
针对人与自然资源配置不合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状况,宁夏采取“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生态扶贫政策,按照“近水、靠路、临城”的发展思路,将居住在偏远分散、生态失衡、干旱缺水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随着移民点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贫困地区移民落户的农户家庭收入已接近或达到灌区当地水平,并通过不断的培训教育转变群众的思想观念,培养先进意识和生产能力,培育新的致富空间和收入增长点。
从生态扶贫的发展历程及实践来看,建立绿色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是由生态脱贫走向绿色发展的根本;而积极发展种养售结合、农文旅一体、一二三产融合的特色生态产业,是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用好用足生态政策、积极争取相关经济补贴及技术助力,则是生态扶贫的重大保障。我国已有的生态扶贫实践路径探索已具有了可推广、复制的经验意义,必将加快绿色发展和全民致富格局的全面形成。
(作者:吴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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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恶化通常是相伴相生的两大困局。在我国,相关问题一度尤为突出,全国14个连片贫困区大多与生态脆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叠,二者的治理也成为长期困扰政界、学界的一大难题。如今,绿色发展以环境友好可持续、高效发展强增长的理念,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中,生态扶贫又成为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理念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核心内容,并在探索中形成了一些实践案例及经验。

(来源:光明日报)生态环境退化与经济贫困恶化通常是相伴相生的两大困局。在我国,相关问题一度尤为突出,全国14个连片贫困区大多与生态脆弱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叠,二者的治理也成为长期困扰政界、学界的一大难题。如今,绿色发展以环境友好可持续、高效发展强增长的理念,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中,生态扶贫又成为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理念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扶贫道路的核心内容,并在探索中形成了一些实践案例及经验。
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
我国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将近30年。1994年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了贫困县的共同特征是生态失调,从国家层面首次将“贫困”与“生态”一并提出。2001年《〈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提出,要将“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此后,众多扶贫相关文件均特别关注贫困地区出现的生态脆弱和生态破坏问题,积极寻求利用生态补偿等制度措施、生态建设等工程措施的方式,改善生态环境消除贫困。
生态扶贫是指从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入手,利用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改善或修复生态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生态建设项目如退耕还林等,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上通盘考虑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因素,根本上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从而使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扶贫方式。
2015年11月2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实施包括“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在内的精准扶贫策略,使生态扶贫成为有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内涵。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共同制定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明确提出2020年的扶贫目标,在生态优化、收入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增强、生态补偿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要求。生态扶贫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解决老问题中不断积极尝试探索新路径。
从单一财政拨款到多途径生态扶贫
生态文明理念引导下的扶贫,旨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与平衡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扶贫实践中,我国先后启动了自然资源产权确权的相关改革,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田等生态工程,并实施了与此相配套的人工商品林赎买政策、生态效益层面的碳交易等多项改革,实现林业生态效益全流程、多途径转化为经济效益。
在退耕还林的层面上,贵州省对符合退耕政策的贫困村、贫困农户实现工程全覆盖,确保69万贫困户每亩退耕地有1200元的政策性收入;调整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刺梨、核桃、板栗、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高质量的经果林基地;加强人工商品林的赎买及国家、地方公益林的补偿,促进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增强和林农收入稳步增长,实现社会得绿、林农得利。
在此基础上,当地还通过探索设立生态护林员的岗位,长效助力脱贫;通过探索林业单株碳汇,开创扶贫新模式。
按照“应聘尽聘”原则,贵州省的贫困县根据实际需要优先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生态护林员,建立统一规范的森林管护队伍体系和管理制度,并进一步扩大生态护林员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防止生态护林员脱贫后因病返贫。
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则是把贫困户林地资源以每棵树吸收的二氧化碳作为产品,通过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平台面向全社会进行销售。购买林木二氧化碳的资金全部汇入贫困户账户,帮助他们增加收入。目前,安顺市关口村、黔南州香坪村等9个深度贫困村已经启动单株碳汇扶贫试点项目开发。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发挥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引进生产项目,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贫困群体的就业增收问题,是生态产业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长效选择。其脱贫机制的核心在于立足当地域情和市场行情促进经济发展,夯实脱贫基础,激发老百姓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变被动脱贫为主动脱贫。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资源特征差异巨大,各地优势条件不同,但因地制宜的生态产业发展内核不变。生态产业实践中,不少地方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发展优势,积极探索绿色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等生态扶贫新路子,重点发展生态种养、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把加快脱贫与生态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产业强、百姓富、生态美的精准脱贫目标。
成功实现从漫天黄沙到绿水青山的生态逆转的塞罕坝造林运动,可谓我国较早开始的脱贫工程。在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生态屏障的基础上,塞罕坝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建场55年来,森林覆盖率由建场前的11.4%提高到80%;资源总价值达202亿元,投入产出比高达1比19.8。塞罕坝的森林旅游、绿化苗木等绿色收入一度占据当地经济收入的半壁江山——可见,“绿水青山”靠着强大的发展后劲,正在逐渐释放其“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
特色种养在西北干旱、青藏高寒地区的生态及经济效益尤为明显。近年来,降水减少、持续大旱的宁夏积极培育发展以黄牛养殖为主的草畜产业、马铃薯产业、中药材产业和设施农业,支持发展硒砂瓜、小杂粮、枸杞、红枣、滩羊等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利用扶贫优惠政策,组织名优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合作互动,提升贫困地区产业开发水平,带动贫困村群众发展生产,多途径促进贫困农户增收。
以生态移民保障扶贫有效实施
生态移民以生态位置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贫困农户为主,配套政策上要通盘考虑住房、土地、就业、产业、社会保障等措施;要通过周密组织、精心实施,确保扶贫过程中的生态移民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
位于陕西省南部的安康、汉中、商洛三市地质条件较差,山体稳定性脆弱,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此,陕西省政府启动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和“陕北白于山区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分别搬迁居民240万人和39.2万人。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搬迁,既是改善民生、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应对自然灾害的科学部署。
针对人与自然资源配置不合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状况,宁夏采取“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生态扶贫政策,按照“近水、靠路、临城”的发展思路,将居住在偏远分散、生态失衡、干旱缺水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随着移民点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贫困地区移民落户的农户家庭收入已接近或达到灌区当地水平,并通过不断的培训教育转变群众的思想观念,培养先进意识和生产能力,培育新的致富空间和收入增长点。
从生态扶贫的发展历程及实践来看,建立绿色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是由生态脱贫走向绿色发展的根本;而积极发展种养售结合、农文旅一体、一二三产融合的特色生态产业,是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用好用足生态政策、积极争取相关经济补贴及技术助力,则是生态扶贫的重大保障。我国已有的生态扶贫实践路径探索已具有了可推广、复制的经验意义,必将加快绿色发展和全民致富格局的全面形成。
(作者:吴平,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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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扶贫工作进行了将近30年。1994年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了贫困县的共同特征是生态失调,从国家层面首次将“贫困”与“生态”一并提出。2001年《〈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提出,要将“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此后,众多扶贫相关文件均特别关注贫困地区出现的生态脆弱和生态破坏问题,积极寻求利用生态补偿等制度措施、生态建设等工程措施的方式,改善生态环境消除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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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时报8月24日报道
扶贫开发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打攻坚战的关键阶段,深度贫困区脱贫更是硬中之硬。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多是高原、荒漠或山区,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劳动力流失严重。仅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以及云南怒江州、四川凉山州、甘肃临夏州竹三区三州,目前就汇集了约320万深度贫困人口,这些区域平均森林覆盖率约13%。
林业在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具有天然优势和巨大潜力。各级林业部门以深度贫困地区为主攻方向,新增脱贫攻坚资金、项目、举措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林业惠民项目重点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对于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来说,脱贫潜力在山,致富希望在林。
新疆:林业脱贫重点在南疆
针对南疆四地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系统以提升林业可持续精准脱贫能力为核心,以推广生态脱贫产业脱贫典型经验为主要任务,以创新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为重点,以推进科技服务、金融服务为支撑,大力推进生态保护脱贫、特色产业脱贫,不断提高林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效,积极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让贫困人口从生态建设中得到更多实惠。
今年上半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共向南疆四地州下达林业项目资金7.78亿元,重点用于支持以三北防护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林等工程为主的林业生态建设和以林木良种培育、经果林质量提升等工程为主的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
加大林业重点工程实施力度。新疆贫困县、沙化县、少数民族聚居区与边疆地区高度重合,全疆35个贫困县中有34个分布于风沙区,32个边境县(市)全部有沙化土地分布,个别县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比例高达85%以上。在生态脆弱地区,建设生态文明,再现绿水青山,改变贫困面貌,必须加快资源恢复和保护,努力提高生态承载力。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防沙治沙、湿地保护与恢复等重大生态工程,新疆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有效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同时,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过程中,着力提高贫困人口参与度和受益水平,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
365bet亚洲官方投注致富希望在林,破解生态退化与贫困的伴生困局。支持林业产业脱贫攻坚。特色林果业是南疆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占南疆农民收入的30%以上,一些主产县(市)已达50%以上。今年,新疆争取国家林业局在自治区启动南疆经果林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对南疆四地州8万亩经果林进行品种改良,对低效林进行补植、嫁接、修剪和抚育管理,下达资金4000万元。安排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250万元,对英吉沙、和田县等9个国家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进行补贴,加快新疆现代林业产业发展,提升林业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增加农民收入,推动脱贫攻坚。通过林业贴息贷款政策的有效引导,利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信贷资金和各种投资方式,形成对林业建设资金多渠道投入的新格局,弥补林业产业发展资金投入的不足。依托特色林果的产业优势,大力实施品牌名牌发展战略,新疆获得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的各类知名品牌名牌林果产品143个。提高林果基地标准化示范园建设水平,督促林果主产县市年内完成果园低效林改造和密植园改造面积100万亩。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林果从业者生产经营水平,提升果品品质和效益。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实施生态护林员政策是五个一批精准脱贫的措施之一,可使贫困农牧民直接收益,对维护林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加快新疆脱贫攻坚进程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国家启动实施的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护林员工作,直接解决了新疆8145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转变为生态护林员,带动了35266人实现脱贫目标。今年,新疆向国家林业局申报了14335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转化为生态护林员需求计划,重点支持今年脱贫的10个贫困县,预计可带动6万多人精准脱贫。
支持特色小城镇建设。为加快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着力培育一批中小城市、边境口岸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厅拟对100个特色小城镇建设各支持造林绿化资金100万元,共计1亿元。今年年初,已先期支持南疆四地州33个特色小城镇试点建设资金3300万元。
甘孜:精准落实林业扶贫政策
甘孜藏族自治州既是四川省重点林区,也是四川四大扶贫片区之一。目前,甘孜仍有3万余户、12万余贫困人口生活在林区。
对甘孜而言,林业生态扶贫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两项战略,努力在同一个战场打好生态治理与精准脱贫两个攻坚战,林业生态建设才能惠及更多贫困群众。
2016年,甘孜贫困人口人均从林业获得收入1644元。
365bet亚洲官方投注,林业生态补偿精准到村。甘孜按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划定的集体公益林和第二次湿地普查确定的湿地管护面积,把补偿地块落实到村一级,乡与村签订管护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并将两项补偿涉及的管护目标和资金兑现任务纳入州对县、县对乡,政府和林业部门两条线的目标考核。
同时,坚持先验收、再公示、后兑现,对管护履职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公示管护合格人员名单及兑现金额,经群众评议通过,再以一卡通形式发放补偿资金。
2016年,试点的理塘县实施湿地补偿总面积129.6万亩,补助资金总额533万元,惠及22个乡镇11244户牧民。2017年,甘孜集体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预计补助资金3538万元,管护面积239.9万亩,320个摘帽贫困村将实现减贫454户、19143人。
退耕还林成果精准到户。为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惠民,甘孜州林业局认真核对80.3万亩退耕还林涉及的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确保精确到户。指导贫困户加强退耕还林工程管理,甘孜18个县(市)270个摘帽贫困村的1.32万户、5.24万贫困人口巩固退耕还林成果4.93万亩,兑现补助资金1281.8万元。
今年,甘孜优先将新一轮退耕还林政策落实到贫困村、贫困户,通过政策补助和发展经济林木的方式,增加贫困人员收入。2017年,四川省林业厅预安排甘孜州新一轮退耕还林建设任务0.88万亩,已落实到4县2055户贫困户,受益贫困人口8096名,增收总额323万元。
甘孜还组织实施省级财政林业防沙治沙工程项目,动员并优先聘用当地贫困人口参与沙化土地植被恢复和封禁保护,落实到7个贫困村、166户贫困户,建设任务1万余亩,投入资金800余万元。
生态护林员精准到人。按照《甘孜州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流程》,甘孜州林业局积极衔接州县扶贫主管部门,以建档立卡贫困户为对象,州县乡三级核实,确保生态护林员岗位精准助贫。各县(市)与聘用的生态护林员签订劳务合同,明确管护责任及相应权利。2016年,四川省下达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2722万元,从贫困人口临聘生态护林员5351名,实施森林管护2757万亩,年人均增收5087元。
同时,甘孜州制定了生态护林员管理考核办法和评分标准,将考核评分作为兑现劳务补助的重要依据,管护补助费以一卡通方式按月兑现。编制了生态护林员森林管护培训材料,对生态护林员进行统一培训。采取专项督查和日常工作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选聘生态护林员政策的落实落地。
此外,甘孜州还鼓励贫困人口参与绿化造林。认真组织实施大规模绿化全川——甘孜行动,争取州级财政资金2.36亿元,在全州组织实施山植树、路种花、河变湖工程,尽量安排和倾斜贫困村、贫困户参与施工和后期管护建设,促进贫困人口从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增加收入。
青海:林业带动近3万贫困人口当年脱贫
青海省国土总面积7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93万人,其中藏族约占1/4。青海是我国扶贫开发任务重、难度大的省份之一,地跨六盘山和四省藏区两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42个贫困县(市、区、行委),其中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15个,人口点多面广、贫困程度深。2016年末,青海省农村贫困人口31万,贫困发生率8.1%。
2016年,青海省11.6万贫困人口顺利脱贫。其中,通过天然林保护、公益林管护和退耕还林等工程直补农牧民资金10.4亿元,带动近3万贫困人口实现当年脱贫,占青海当年脱贫人数的25.86%。青海还投入林业产业资金近1亿元,大力发展种苗繁育、林下种养、生态旅游等,成为农牧民增收重要渠道。此外,2016年9月以来,青海在10县(区)开展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目前选聘了5000名生态护林员并全部上岗,将直接带动1.74万名贫困人口脱贫。
青海结合自身林业特点和优势,确定了设立生态公益林管护岗位、发展林业产业为主的扶贫路径,加大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对贫困人口的倾斜照顾。根据青海省委省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实现整体脱贫的实施意见》的具体安排,到2017年,青海共设置生态公益管护岗位4.31万个,其中新增岗位3.88万个,新增岗位全部聘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一岗一人。调度收集了各县产业发展主攻方向、投资需求、带贫情况,指导确定了特色林业、休闲农业及乡村旅游业等六大精准扶贫主导产业,汇总编制并联合下发了省级产业精准扶贫规划。加大林业产业投入,大力发展有机枸杞、沙棘和特色杂果等。同时,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折股分红、合作经营、订单生产、务工增收等方式,让贫困群众与新型经营主体紧密结合。2016年,参与林业产业扶贫的种养大户达5.73万户、各类合作社达658家。
西藏:林业扶贫六个一批显成效
西藏是全国五大林区之一,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
2016年以来,西藏林业生态扶贫工作共落实林业生态扶贫资金14.99亿元,安排各类林业生态脱贫岗位24.99万个。其中重点生态公益林护林员岗位14.05万个、天然林保护工程护林员岗位1.93万个、非公益林管护区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管护员岗位3.4万个、非公益林管护区非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疫病监测员岗位2万个、自治区级以上重要湿地生态保护区管护员和监督员1.72万个、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管护员岗位1.89万个。
西藏林业生态脱贫岗位24.99万个,约占全区总任务的50%。西藏林业扶贫工作呈现六个一批的特色亮点。
重点公益林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西藏自治区林业厅脱贫攻坚工作主要是结合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政策,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地转为护林员(每人每年3000元),实现就业脱贫。2016年,西藏生态效益增量资金30334万元全部用于精准扶贫,通过增量及盘活存量创造生态补偿脱贫护林员岗位140466个。
天保工程森林管护脱贫一批。2016年,西藏落实天保工程提标管护资金5745万元,全部用于天保工程区建档立卡贫困农牧民脱贫工作。新聘护林员年均兑现管护工资3000元,江达、贡觉、芒康天保三县,将18—60周岁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农牧民19272人,就地转为护林员并实现就业脱贫,其中芒康县8920人、江达县6850人、贡觉县3502人。
扩大实施湿地生态保护脱贫一批。西藏按照目前开展重要湿地生态效益补偿试点管护人员的聘用标准,即湖泊湿地按每1200公顷安排1名管护员、沼泽和河流湿地按每300公顷安排1名管护员、每6名管护员安排1名监管员,西藏全区共新增聘用非公益林非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湿地管护员及监管员17251人。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西藏林业系统非公益林范围共涉及27处荒漠生态类型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3346.65万公顷。在27处荒漠生态类型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现有570名协议管护员和780名专业管护员的基础上,共增加聘用非公益林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管护员及监测员34000人。这既加强了自然保护区的管护力量,又实现到户到人精准脱贫一批贫困人口。
扩大野生动物保护与疫源疫病监测队伍脱贫一批。在现有100人基础上,按平均每15平方公里设置1名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员的标准,西藏自治区林业厅在全区7地(市)增加聘用非公益林非自治区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员两万人。
防沙治沙工程带动脱贫一批。十三五期间,以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西藏将贫困农牧民1.89万人转为沙化土地管护员并实现脱贫,涉及全区7地(市)40余个县(区)。十三五时期,计划安排防沙治沙工程投资44916万元,按总投资10%用于本工程劳务报酬支出计算,其劳务报酬支出为4491.6万元,按人年均增加现金收入0.3万元计算,可为农牧民提供2994个就业岗位。

生态扶贫是指从改变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入手,利用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改善或修复生态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生态建设项目如退耕还林等,改变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从时间和空间上通盘考虑农民的就业和收入因素,根本上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从而使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扶贫方式。

2015年11月2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要把生态保护放在扶贫开发的优先位置,实施包括“加大贫困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在内的精准扶贫策略,使生态扶贫成为有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内涵。201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委共同制定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明确提出2020年的扶贫目标,在生态优化、收入提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增强、生态补偿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要求。生态扶贫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解决老问题中不断积极尝试探索新路径。

从单一财政拨款到多途径生态扶贫

生态文明理念引导下的扶贫,旨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增长与平衡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扶贫实践中,我国先后启动了自然资源产权确权的相关改革,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田等生态工程,并实施了与此相配套的人工商品林赎买政策、生态效益层面的碳交易等多项改革,实现林业生态效益全流程、多途径转化为经济效益。

在退耕还林的层面上,贵州省对符合退耕政策的贫困村、贫困农户实现工程全覆盖,确保69万贫困户每亩退耕地有1200元的政策性收入;调整种植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刺梨、核桃、板栗、猕猴桃等特色产业,建成高标准、高质量的经果林基地;加强人工商品林的赎买及国家、地方公益林的补偿,促进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的增强和林农收入稳步增长,实现社会得绿、林农得利。

在此基础上,当地还通过探索设立生态护林员的岗位,长效助力脱贫;通过探索林业单株碳汇,开创扶贫新模式。

按照“应聘尽聘”原则,贵州省的贫困县根据实际需要优先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选聘生态护林员,建立统一规范的森林管护队伍体系和管理制度,并进一步扩大生态护林员医疗保险覆盖范围,防止生态护林员脱贫后因病返贫。

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则是把贫困户林地资源以每棵树吸收的二氧化碳作为产品,通过单株碳汇精准扶贫平台面向全社会进行销售。购买林木二氧化碳的资金全部汇入贫困户账户,帮助他们增加收入。目前,安顺市关口村、黔南州香坪村等9个深度贫困村已经启动单株碳汇扶贫试点项目开发。

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发挥当地资源禀赋优势,引进生产项目,促进经济发展和解决贫困群体的就业增收问题,是生态产业扶贫开发的主要方式,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长效选择。其脱贫机制的核心在于立足当地域情和市场行情促进经济发展,夯实脱贫基础,激发老百姓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变被动脱贫为主动脱贫。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资源特征差异巨大,各地优势条件不同,但因地制宜的生态产业发展内核不变。生态产业实践中,不少地方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发展优势,积极探索绿色产业扶贫、乡村旅游扶贫等生态扶贫新路子,重点发展生态种养、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把加快脱贫与生态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产业强、百姓富、生态美的精准脱贫目标。

成功实现从漫天黄沙到绿水青山的生态逆转的塞罕坝造林运动,可谓我国较早开始的脱贫工程。在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生态屏障的基础上,塞罕坝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建场55年来,森林覆盖率由建场前的11.4%提高到80%;资源总价值达202亿元,投入产出比高达1比19.8。塞罕坝的森林旅游、绿化苗木等绿色收入一度占据当地经济收入的半壁江山——可见,“绿水青山”靠着强大的发展后劲,正在逐渐释放其“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

特色种养在西北干旱、青藏高寒地区的生态及经济效益尤为明显。近年来,降水减少、持续大旱的宁夏积极培育发展以黄牛养殖为主的草畜产业、马铃薯产业、中药材产业和设施农业,支持发展硒砂瓜、小杂粮、枸杞、红枣、滩羊等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利用扶贫优惠政策,组织名优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合作互动,提升贫困地区产业开发水平,带动贫困村群众发展生产,多途径促进贫困农户增收。

以生态移民保障扶贫有效实施

生态移民以生态位置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贫困农户为主,配套政策上要通盘考虑住房、土地、就业、产业、社会保障等措施;要通过周密组织、精心实施,确保扶贫过程中的生态移民搬得出、留得住、能就业、有保障。

位于陕西省南部的安康、汉中、商洛三市地质条件较差,山体稳定性脆弱,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为此,陕西省政府启动了“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和“陕北白于山区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分别搬迁居民240万人和39.2万人。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搬迁,既是改善民生、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应对自然灾害的科学部署。

针对人与自然资源配置不合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状况,宁夏采取“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生态扶贫政策,按照“近水、靠路、临城”的发展思路,将居住在偏远分散、生态失衡、干旱缺水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随着移民点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贫困地区移民落户的农户家庭收入已接近或达到灌区当地水平,并通过不断的培训教育转变群众的思想观念,培养先进意识和生产能力,培育新的致富空间和收入增长点。

从生态扶贫的发展历程及实践来看,建立绿色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是由生态脱贫走向绿色发展的根本;而积极发展种养售结合、农文旅一体、一二三产融合的特色生态产业,是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用好用足生态政策、积极争取相关经济补贴及技术助力,则是生态扶贫的重大保障。我国已有的生态扶贫实践路径探索已具有了可推广、复制的经验意义,必将加快绿色发展和全民致富格局的全面形成。

责任编辑: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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